19年，本人接触到一刑事案件，被告人涉嫌交通肇事罪。本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过失犯的刑事案件，因为涉及到赔偿、谅解、毁约等而变的异常复杂。
案例介绍
1，2019年8月份，被告人A驾驶车辆将骑自行车的B（60多岁）撞倒，事故发生后，A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急救电话；120到达后，A的亲属陪同医护人员至医院抢救B；A则在现场等待交警。后，A家属垫付7000元急救费，但B未能抢救成功，于事故当日死亡。
2，事故发生第二天，A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羁押于市看守所。
3，A的车辆投保交强险以及100万元三者商业险，保险公司能够完全足额赔偿B家属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39549元×20年=790980元，山东2019，城镇标准），丧葬费，急救费等。
但A家属为了能够让A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同意除了B应得保险公司赔偿外，额外给付一定费用作为精神赔偿金，以获取B的家属的谅解。
此处最重要的一个情节：A,B的家属看过事故视频后，都认为A应当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4，基于以上，事故发生前三天，A的家属愿意去交警队自认全责，同时额外给B的家属10万元以获取B家属的谅解，B的家属未予答复。
5，事故发生第四天，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A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B承担次要责任。
6，《事故认定书》出来后，慌张的B家属找了一中间人C处理赔偿事宜，中间人C联系A的家属，同意A提出的额外10万元的赔偿，并提出，双方签订协议，给付10万元后，B家属为A出具谅解书，双方再无任何瓜葛。A的家属同意。当日下午，双方在交警队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赔偿协议》，A的家属当场给付了B的家属10万元，B家属出具了对A的《谅解书》：表示A积极赔偿，对其过失行为予以谅解，不再追究A的责任。在签署《赔偿协议》前，中间人C提出B的家属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要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复议，请求A写个认可全责的申请，以方便其行政复议，A同意。
7，后，A被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
8，4个月后，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准备由检察院以A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至法院。但A委托的律师在阅卷中发现，B的家属提出了《申请》，要求撤回对A的谅解，并要求对A从重处罚。
至此，B的家属对《赔偿协议》不认可，并彻底反悔。理由是A的家属当时承诺是保险公司按照全责赔偿（证据材料系：A为了帮助B家属行政复议写的认可全责的申请），要求B家属在10万元基础上，再拿出16万。律师阅卷得知，B家属的行政复议结果维持了主次责任的划分。
9，案件到审判阶段，被法院告知，该法院交通肇事罪的案子，没有最终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不能判处缓刑，受害人家属反悔视为被告人未取得最终谅解。
至此，案子遇到了一个微妙的情况，双方在交警调解阶段达成的《赔偿协议》以及《谅解书》成了废纸。A的人在外面，钱在B家属手里。A不想再进去，B家属想要更多的钱。
- 法律分析
对于受害方和肇事方，常规的操作是无论双方矛盾多大，最终都会走到调解的路上。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轻罪，对于受害者来说，对方本身判不了多长时间，为何不拿点赔偿。对于肇事者来说，因为确实给对方造成了伤害，保险通常又能足额赔付，为何不拿点赔偿金，避免牢狱之灾。双方签署《赔偿协议》，出具《谅解书》后，再无任何争议和纠纷。像今天这个案例中，出现一方反悔的情形极为少见。
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对于刚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肇事方，因为保险的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公安机关会有两种处理方式：
1，前期羁押肇事者，待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或受害人出具谅解后，取保候审，2，不羁押肇事者，由双方处理后续事宜。最终量刑、缓刑还是羁押法院决定
法院通常做如下处理（对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对于达成了《赔偿协议》取得《谅解书》的，判处缓刑。
2，积极赔偿，虽未取得谅解，可以判处缓刑。
（依据：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高院量刑指导意见25：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山东省高院关于缓刑适用条件中：
对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因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适用缓刑：
（1）过失犯罪的；（5）犯罪后自首或者立功的；）
本案中，A积极赔偿了B的家属，但因为B家属的反悔，最终没有取得B家属的谅解，那么是否判处缓刑就难在这个“可以”上。法院自由裁量权决定了在这个“可以”上，各地法院尺度不一致。可惜的是本案当地法院认为没有最终谅解，这个“可以”仅仅是可以。
- 案件分析
针对该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当地的司法环境。尤其是根据人性以及以往经验：
受害人充分利用了当地法院对于宣告缓刑所适用的条件，在拿到赔偿出具谅解后，及时反悔，以此想要拿到更多的赔偿。
此时A有两种选择：
1，如果A不想进监狱，则需要再赔偿B的家属，获取其谅解。具体数额，双方协商确定。此时B家属达成目的。
2，如果A愿意，A认可对方反悔，推翻协议，那么A进监狱，B的家属返还A已经给付的10万元赔偿。双方谁都没得到好处。此时B家属可以反悔自己的反悔，重新给A出具谅解书，B家属未获得额外利益，但保住了10万元。
- 结果
最终，A的家属不忍A承担任何风险，另行给付了B家属7万元；在主要责任，保险公司能够全额赔付的情况下，共计给付177000元。
- 后记
阅卷结束后，我给受害人儿子打了个电话，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得知，事故发生后，其找了中间人，但中间人没有及时将责任划分情况传达给他，而是一直告知可以弄到百万赔偿。尤其是中间人C，承诺可以将责任办成全责，为此B的家属给了C七万元费用，但最终没弄成。这么一来以往，感觉自己损失了几十万。我问他：A给付的赔偿都是借款而来，已经无力再承担其他费用了。这些损失为什么你要让A来承担？对方答曰：“我不管，找我律师谈.”
有一句著名的法律谚语：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不当行为而获利。也有一个著名的言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当地法院对于案件的处理让人极度不适应，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不是僵化的适用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也不是冰冷的条条框框，感情道理都能讲通的东西必然适用于法律。如果真的按照当地法院的裁判方式，任何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可以随意反悔，不顾契约精神，到那时，协议就是废纸，法律就是手段，司法机关就成了帮凶。
人民法院报也曾提出：司法裁判要正确认识到“情理法”在司法裁判中的不同功能和位阶，使司法裁判中的情理法有机制度性融合，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才能最终实现司法裁判效果兼具公平正义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
总而言之，司法裁判不仅要贯彻“有法必依”的宏观法律原则，也要落实“个案公正”的微观个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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