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大运河:南北文化一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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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大运河:南北文化一线牵

通州大运河:南北文化一线牵

郑永华

10月9日,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以通州为北部端点的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中国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会聚唱和,赋诗迎送

自元代以来,数量众多的文人学士在通州会聚,赋诗迎送,留下了精美的文化篇章。元代诗人贡奎所作《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写道:“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晚霁,举头红日五云边。”贡奎,江南宣城(今属安徽)人,任集贤直学士。《二月十二日达通州》为贡奎初抵通州、遥望大都时的感慨之作,诗中注称“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冰始开,舟适先至”。“万里南来第一船”体现了他应召而来的迫切心情,“举头红日五云边”表达的则是日后忠君报国的期望。

早在元代,通州就成为文人北上与南返的交通枢纽,他们在通州迎来送往,观赏唱和,与通州的友人结下了深情厚谊。张翥有《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禁城东下一川平,杳杳烟芜淡淡晴。风滚暗尘羊角转,水披残冻鸭头生。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还忆故园今夕赏,玉人花底共吹笙。”诗称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乡故园。

像张翥这样的文人并非特例,元代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吴莱,作有《过漷州诗》:“数株杨柳弄轻烟,舟泊漷州河水边。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吴莱深研经史,是元代著名学者,对元末“铁崖体”诗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漷州置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州治(州官署)初在今天津武清河西务,元末迁至今北京通州南部的漷县村。吴莱诗中所述,应是他经过通州大运河离京南下时所见。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通州成为南北文人送别的特定场所,赓续相承的送别诗,为构筑通州漕运文脉做出了独特贡献。元人马祖常作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的《出都》诗称:“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问去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其二称:“潞水年年沙际流,都人车马到沙头。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马祖常,著名诗人,诗中描绘的离愁别恨,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

折柳相送是文人学士送别的雅俗。明初,通州黄船坞附近已是“官柳荫映”,自通州城内至张家湾、漷县,运河两边皆是柳树成行,成为文人相送的绝佳去处,“柳荫龙舟”也列为“通州八景”之一。清代戴璿《柳荫龙舟》诗中说道:“长夏浓阴分柳色,满江瑞霭护宸游。丁宁陌上还培植,不是河桥送别秋。”此诗形象地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马经纶与李卓吾之交

明代通州名士马经纶,邀请思想家李贽北上,成就了通州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万历年间,马经纶在通州城南建立了私人性质的“闻道书院”,卒后,门人私谥为“闻道先生”。

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因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多次受到打击迫害。万历二十九年二月,马经纶将李贽迎至通州,并为其修造“假年别馆”。李贽在这里继续从事《易经》研究,完成《九正明因》的最后改定本。后人记载,“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马侍御经纶”,南北两位名士在通州倾心交流,可惜刚一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李贽“惑乱人心”“狂诞悖戾”,要求朝廷敕令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明神宗见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将李贽关进刑部大狱。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夺刀割喉自尽,享年76岁。李贽逝后,马经纶不顾安危,遵其遗愿,“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将李贽遗体安葬于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之侧。

李贽墓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墓前立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题;一卓吾老子碑,黄梅汪可受撰,碑不志姓名乡里,但称卓吾老子也。”李贽墓后来遭受多次毁坏,1983年迁至西海子公园,但由焦竑撰书的“李卓吾先生墓”青石墓碑,至今仍然矗立。

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留有《叹卓老》一诗:“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因为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汤显祖也被人称为“狂奴”,与提倡个性解放的李贽心意相通。汤显祖曾在临川与李贽有过见面交流,听闻李在京城狱中自杀,汤显祖十分悲伤,作诗哀悼,感叹其“钵头何必向京华”。

宛平人于奕正有《李卓吾墓》之诗:“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未效鸿冥去,其如龙亢何。书焚焚不尽,老苦苦无多。潞水年年啸,长留君浩歌。”于奕正与刘侗等人合撰《帝京景物略》,载录明代北京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甚详,是不可多得的都市历史文化资料,其中专立“李卓吾墓”一篇,将李贽事迹及其在通州的经历出而表之,并将时人吊祭之作详细辑录,为后人留下了通州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南方”漂来的民间艺术

除士绅精英的交流以外,南来北往的广大普通民众也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流传于通州的运河号子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收录了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劳动号子36首,其中通州号子27首,占到总数的75%。而14首《运河号子》,则为通州所独有,具有重要的漕运文化特色。

通州运河号子包括起锚、起帆(拉桅)、摇橹、拉纤、出仓等劳动主题,多数曲调及音乐结构都较为零碎,衬词占绝大篇幅。调查文献记载:“据运河号子的演唱者听其先辈们说,流行在通县的‘运河号子’,是和南方漕运船民学来的。”学者认为,水上运输在水系发达的南方应用较早,元、明、清三代运河贯通南北后,大规模漕运粮物北上,“南方船民的漕运号子传到通州的可能性极大”,泛泛言其从“南方漕运船民学来”,既有可能远指江南的江苏、浙江,也有可能近指与直隶毗邻的山东、河南。

通过对其音乐渊源进行详细考察,学者发现旋律相对完整的《运河出仓号子》以及《运河出仓上肩号子》,具有“更为典型的山东音乐风格”。尤其是《运河号子》中出现较多的近似小三度或小六度(偶有大六度)音程,很可能是“山东方言声调特征与山东人豪爽性格相结合的结果”。再从漕运历史来看,山东德州自元代开始,就成为重要的漕粮中转站,最终到达通州的漕运船只,多数系由长期生活于山东、河南运河沿线的运军与船夫掌管。原本流传于山东等地的“南方”漕运号子,也因此随着漕船,沿运河来到通州,既满足了广大船夫在漕运码头的劳作需要,又在北京留下了山东民间音乐的深刻印记。

通州享誉海外的“汤氏面塑”,也是运河文化孕育的艺术奇葩。汤氏面塑创始人汤子博,出生于通州运河边上的普通手艺之家。运河边上的万寿宫一带,是通州商业集中的繁华之地,茶楼、酒肆、戏楼遍布,说评书、耍把式、卖手艺之人云集,汤子博经常流连于此。一天,一个山东捏面人的摊子将他吸引了过去。看到一块块面团在艺人手下变幻出不同的造型,汤子博被深深地迷住了。从此他开始研究面塑技艺,并走南闯北,吸收各派所长,终于在面塑艺术方面别开天地。他创作的汤氏面塑独具特色,人物精细生动,堪称艺术绝品,获得了“面人汤”的美誉。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汤子博工作室”,“面人汤”从通州民间一举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

京杭大运河建成之后,不仅贯通了中国经济的南北交通,更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识群体的互动往来,也促成了包括音乐、工艺、语言、饮食、民俗以及神话传说等众多通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共同推动了通州漕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京律所 www.0vv.cn | 通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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