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万达广场西南侧的报刊亭中，每次在手机上打完一场激烈的王者荣耀排位赛后，王斌都要缓缓神，让双眼暂时抽离屏幕放松下，盯着眼前熙攘的人群看一会儿，出出神。
他知道，在眼前的人群中，再也找不到自己十年前的影子了。十年之前，那个手捧几个热包子，站在街对面看着排队买报纸和饮料的年轻人，想当然地认为报刊亭就是平凡人的“铁饭碗”，而杂志堆中醒目的“转让”二字，或许就是自己人生中难得的机遇。
十年之后，那些热切的想扎根北京、渴望在这里安顿生活的眼神依然满大街都是，但它们绝不会再投向自己所身处的报刊亭了。
“前两天刚上到王者段位，这不赛季一更新，又给我掉到钻石了……”王斌没有抬头，双手继续摩挲着手机屏幕，一次次按下施放技能的快捷键。间或有人来买报纸时，也只在并不算长的反射弧之后抬抬嘴说明价格，眼睛依旧停留在屏幕上；如果对方想买饮料，王斌则不得不踩上鞋，然后深泄一口气，站起来打开身后的冷藏柜。
报亭中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了，在王斌周围，瓶装饮料、配钥匙机、雨伞、口香糖、纸巾、口罩、数据线甚至还有鞋垫，形成一个包围圈，将王斌裹挟在一个局促的空间内。窗口之外则是另一个世界：“神州宇航员凯旋”、“拜登眼里的中国”、“证券市场最新走势”、“环球银幕影星”等内容的报刊杂志像一扇门，在嘈杂的人流前寂静地开着。
“有时候会很烦躁，不忙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在坐牢！” 临近中午，看着从万达广场为生活奋斗和奔波的外卖员们，王斌有种困兽般的无力感，坦言自己早晚会离开。
报刊亭的黄金时代
2012年的一天，王斌手捧几个包子，在通惠南路的街角蹲了大半个上午，观察街对面报刊亭的销售情况。当年通州万达还是一片平房区，大街上的人流熙熙攘攘，密集程度至少是现在的两三倍，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完全普及，来报刊亭买报纸和饮料的打工者络绎不绝。
那是报刊亭的黄金时代，虽然各家报刊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各不相同，但王斌仔细算过，即便除去每月3000块钱的租金，各项收入加在一起，旺季也能赚一万出头。而且业务种类多，毕竟，就算路人不看报买报，但总归要喝水吃东西的。
那时25岁的王斌刚来北京一年，和自己一起从四川老家到这里打拼的同伴很快便回去了。一年中间王斌大多数时候在邮政的包装场工作，月薪6000左右，在当时算不错的收入。但随着包装厂迁出北京，王斌也被迫失业，很长一段时间漫无目的地飘在通州，像一束蓬草。
王斌咬了一口包子后下定决心，自己得尽快把这个正在转让中的报刊亭租下，以后在北京也算有个着落，至于先期投入的本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
“之前的老板告诉我他已经经营10年了。”王斌说，当年轻的他一次性付清10万租金，真正开始打理报刊亭生意时，报刊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在北京存在15年了。
1997年，北京有了首批75个报刊亭，准确来说，报刊亭的顶峰时期应该在奥运会那一年，为了方便市民生活，也要打造城市文化符号，整个北京的报刊亭总数量达到2500个。
那个时候，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绿色小亭子，满满当当地摆着各类杂志和报纸，路过的人常常停下来买点什么带走，对于刚来北京的外地人或外国人来说，报刊亭里摆在显眼位置的“北京地图”也使他们安心。
当年在通州的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尤其是修建万达期间，大家没别的娱乐项目，干了一天活儿累了，就会过来买点薄薄的报纸和杂志回家看，《读者》《意林》《知音》《vista看天下》……都是无数人触感深刻的回忆，这些杂志在当时红透了半边天。
《读者》第36页，熟悉的“幽默与漫画”
“《京华时报》最火，《中国电视报》一天能卖出去100多份，基本不会剩下，《北京晚报》也能卖30份左右，都还算不错。”说到这里时，王斌忍不住抱怨道：《京华时报》卖的那么好，怎么就没有了呢？
“没有”，王斌用这个词来表达。
最新一版的《中国报刊亭产业发展前景展望报告（2021年专业版）》网络售价7800元，正如王斌对《京华时报》停刊原因并不知情一样，这位在北京为生活打拼的普通打工者，当然不会花上一个月的收入换本行业前景分析的书籍。所以当市内的报刊亭不可挽回地迈向颓势时，王斌并没有立即感受到这场风波逐渐荡漾过来的涟漪。
突遭行业“断臂”
从最初的门庭若市到现在门可罗雀，王斌记得大致的时间节点是2015年，而且从报刊亭的辉煌到落寞，王斌依然觉得对于置身局外的大众而言，其中存在一个误区。
报刊亭的落寞其实很早便开始了，但至少在2015年之前，这场风波还尚不及通州。“那时报刊亭甚至可以用‘猖狂’来形容，其中有些业务严重影响到市政市容。卖雪糕的冰箱都快推到马路牙子上了，那肯定是不行的……”王斌说，自己也曾卖过西瓜，有很多想不到的手艺也是那时候学来的，比如手抓饼。
乱象丛生之后，紧接而来的便是行业整顿。
不仅是城管部门，邮局也会从内部进行监管，定期派专班人员下沉各个报刊亭，叫停违规业务。一时间，街边的冰箱被收了回来，动用明火的设备被关停，一些售卖早餐、香烟、糖炒栗子、糖葫芦等超出经营范围许可的报刊亭，突然被“断臂”。
▲《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与管理规范》要求，报刊亭经营只能在亭体以内，不能超出亭体范围，且在报刊亭旁边设置冰柜售卖饮料或是摆个食品摊烤肠一类的行为都被禁止。
北京市工商局的统计显示，北京曾有报刊亭1186处，但其中经营范围含有销售食品的只有306处。而对于没有销售食品资格的报刊亭，自2014年起便经受着一轮接一轮的整顿与拆除。
如日中天的报刊亭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世纪华文曾发布过一期监测数据：在报刊亭所有业务中，报纸零售仅占32％，一些习惯以食品维持收入的报刊亭，在被禁止一系列“周边”后，很快便陷入生存危机。
也有媒体对北京某个报刊亭做过探访，当报刊亭被禁止卖任何吃的喝的之后，一天中报纸一共卖出了不到20份，杂志没有人买，销售额跌到了每天2块钱。
生意不好，手里的报纸卖不出去，囤积在小小报刊亭里的“废纸品”越来越多，而邮局只能回收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王斌都要成捆成捆地当成废纸卖。“一些质量好点的杂志能低价出售给理发店，给他们的顾客打发时间，剩下的就得想办法处理，一个月怎么也得赔进去百八十。”
“虽然说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阅读方式，但真读起来还是纸媒看着舒服。”王斌随手拿起一份《中国电视报》翻阅着，在他看来，新媒体远不是打败报刊亭的那个角色。
王斌感慨到，今年他34岁，以后再也不会有像十年前他那样的年轻人选择报刊亭了，十年里，他亲眼目睹通州的报刊亭从三五十座减少至十余座，那些和他一起，每天去邮局取报纸的人越来越少了。
风眼下的孤岛
“您坐着不也没事吗，帮我也打打捆呗。”
一位回收废旧纸箱的阿姨会不定期的将三轮车停到王斌的报刊亭旁边，过来换零钱。
王斌给了对方一叠厚厚的10元钞票，让对方再详细数数，听到这句话时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多余的情绪，双手慢悠悠地将抽屉拉开，抵到自己肚子上，翻弄着还剩多少张一块钱纸钞。
经营报刊亭将近10年，尽管每天都在通州最繁华热闹的地块，面对着最熙攘的人流，王斌依然是孤独的，这10年他在北京没什么朋友，真正的社交几乎为零。
随着最新的报纸和期刊如约上架，记录着世界风云的新闻与资讯汇聚成庞大的信息流，席卷着小小的，孤岛般的报刊亭。但这往往与王斌本人关系不大，即便身处“风眼”，王斌依然是那个在万达广场斜对面，专注打王者上分的中年人。
被打断是幸运的，意味着生意来了。
期间，一位年轻姑娘攥着一枚钥匙从万达广场走过来，递给王斌。王斌接过后低头再将它撂在配钥匙机上，干净利索地将其完美复制，前后不逾20秒，引得对方低声赞叹。这两台配钥匙机一共1500块钱，是王斌的报刊亭中所剩无几的业务之一，刚刚配的是把普通钥匙，只要两块钱。
但长此以往却多少有点不幸：报刊亭每天都离不开人，十年来，王斌每天早上八点去邮局取报纸，晚上十一点等万达里的年轻人下班后，期待着他们过来买几瓶饮料才算结束，中间即便吃饭也一直和报刊亭捆绑在一起。这个时间点，除了近两年印刷厂迁出北京，使得取早报的时间变迟外，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北漂十年，王斌至今没有机会好好地认识一下北京。
王斌说：“夏天还好，冬天人少的时候特别煎熬，哪也去不了，又舍不得回去。” 有时王斌很羡慕那些奔波的外卖员，一个月勤勤恳恳，怎么也能拿一万五左右，不像现在的自己，天天就挣那两个钱，也没有机会认识朋友。
“像坐牢一样，有时候会很烦躁、狂躁，虽然没地儿发，但自己能感觉到。”
远在东北的爱人在家务农，冬天不忙的时候会带着自己可爱的女儿过来，王斌的爱人一直不太主张王斌冒然放弃报刊亭。或许是想到这一点，王斌将刚刚的话锋一转：“不过好歹稳定点不是？虽然挣不了什么钱，但相应的房租也不高，疫情严重的时候我旁边很多家餐饮店应声而倒，万达里空荡荡的。”
话虽如此，但王斌那句“一定会离开”说的时候还是蛮坚定的，至于离开之后去哪里，做什么，自己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一直在等待一个转机。
转机又是什么，何时才能出现呢？王斌最后开玩笑地说道：“我要知道转机什么时候来，早就不在这里了。”
